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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摄影叙事中的……历史肌理与研究前景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晋永权著,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824页,298.00元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晋永权著,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824页,298.00元

近日接连读了三部关于摄影的著作,所研究的主题分别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摄影与历史记忆、英国早期摄影与儿童表演和影像收藏、早期摄影与十九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政治叙事,仿佛面对着一幅摄影史研究的拼图,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似乎就是因其所论述议题的独特性而尚未进入摄影史研究的主流叙事之中。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独特的边缘叙事正好提出了重要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多元的和边缘的影像叙事中认识历史面貌的真实肌理,如何在视觉图像的微观证供与历史的整体叙事之间建立真实的联系。对于正在探索中的历史图像学学科建构来说,这三部著作一再提醒我们思考历史与图像研究的前景,以及其中心与边缘问题——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核心叙事的多元化和去中心的可能性,尽可能使曾经产生过真实影响的图像及其生产与传播重新呈现在历史整体叙事之中。晋永权编著的《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为研究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提供了一部极为丰富的图像文本和有思想性的论述文本。谈到日常生活影像,自然会想起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老照片”的概念。在去年5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文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摄影史专家冯克力和晋永权分别发表了研究老照片和“佚名照”的论文,共同揭示了两者之间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有待挖掘。我印象很深的是冯克力在《读图与观史:以<�老照片>》的论文中谈到第68辑《老照片》刊出李象新先生父母的合影,在这种司空见惯的夫妻合照的背后是一位名叫李禹九的中国农民在狂热时代氛围中的清醒、不随波逐流以及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执拗态度和个人命运。正如美国的历史学者、《老照片》研究者爱德华-克雷布(Ed Krebs)所说的,《老照片》重视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的权利,也刺激了个人以历史本身的逻辑和他们自己的语言看待历史。晋永权在关于“佚名照”的论文中提出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摄影具有表演性、符号性、模仿性和互图性四个重要特征,为解读普通人的生活图像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路径。刚出版的这部《佚名照》是作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从来自全国几十座城市的废品店、旧书店、旧书网等淘来的三万多张黑白老照片中甄选出自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一千五百余幅佚名的日常生活照片,从中思考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所谓“佚名照”指的是照片的拍摄者、被拍摄者及持有者皆无名姓,从图像研究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来说这当然是重要缺陷,因而也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忽视。但是在晋永权看来,恰好是这种缺陷而使得这类影像摆脱了当事者的记忆叙事常常带有的局限,反而为基于影像本身的分析、判断,以及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这些图像因为佚名反而更直观地拥有了共同的身份特征,更直接地呈现了消弭了个案差异的社会历史建构之物,从个体、家庭及特殊人群的记忆载体衍生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综观起来,读者不难体悟到,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自序:佚名之名”)因此,汪家明先生认为晋永权“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写在前面”)在归类研究和“整体观照”的路径引领下,晋永权从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中发现的“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和它们所遵循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政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双重建构,1956年照相业全行业基本完成公私合营,“照相业无论从生产的内容形态到审美趣味,都得到了规制。自此,政治意识与商业意识在大众日常影像生产领域实现了结合”(23页);二、传统文化意向与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混搭与再造,产生了颇为独特的“中国式照相”影像范式;三、新影像类型的产生与其互图性特征并举、共生,表演性图式特征的产生、传播与互图性的作用紧密相关;四、规训与叛逆、控制与散逸的双重变奏,从日常生活照片与宣传照片之间的关系中揭示了潜藏在日常生活影像中的意识形态规训及叛逆。在“后记”中他引述了1973年苏珊·桑塔格来中国后对中国摄影照片的论述,认为她没有提及现实政治因素对人们日常行为举止的型塑、规制。(794页)这里应该补充的是,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分析安东尼奥纳拍摄的《中国》的时候,也已经提出在中国甚至连私人的照片也都是集体性的,指出在中国人的摄影中政治和道德没有留下任何的空间可供表达美学的感受。最后,他从这些老照片在本世纪初被大量涂抹、丢弃、经过废品站等渠道流入旧货市场的历史景观中看到了以图像维系起来的亲属关系以及个体和历史的关系的脆弱性,以及这个时代急速发展带来的眩晕感,佚名照的最终流向也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真实见证。在《佚名照》最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中,不但可以看到跨学科研究的资源,而且有不少有意思的文献档案浮现出来。例如在北京有《市府关于禁止笔记本、手册等印国旗、国徽、领袖像的通知》(1954年)、《文化部美术研究所反映商场有个别橱窗陈设布置反映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请查处的函》(1964年);在上海有《关于取缔黄色照片和进一步加强照片社管理的联合通知》(1958年)、《中国照相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关材料》(1963年);天津的《贯彻中宣部禁止印售外国港澳明星照片》(1980年);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批转广州海关“关于从港、澳邮递进口的印有反动电影明星照片的日月历贺年片的处理意见”》(1959年)、《关于几种外版画册和党史图片资料停售》(1964年)、《关于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人物的书籍、文章、图片、照片全部封存的通知》(1966年)……在这些货真价实的档案史料背后,就是一部独具时代语境和国情特色的图像政治史中的重要篇章。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牧师(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1898)是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数学讲师,同时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他的笔名,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爱丽丝”童话系列,《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女主角爱丽丝是全世界的儿童甚至包括很多成年人所热爱的文学形象。他在世期间,摄影正是一种日益普及的新型技术和文化新景观,他对摄影的兴趣、探索和投入使他成为早期摄影的顶尖票友,自从爱上摄影之后他的一生就与之不可分割。但是,虽然在摄影史叙事上也会提到他对摄影的热爱和对拍摄儿童摄影照片的痴迷,但是无法全面、深入地呈现出早期摄影史中的这种充满个性化和复杂文化肌理的个案。英国琳塞·史密斯(Lindsay Smith)的《摄影漫记》( Lewis Carroll: Photography on the Move ,2015;黄东黎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0月)深入探索了刘易斯·卡罗尔在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创作之外被忽视的摄影生涯,从卡罗尔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工作室开始,到伦敦的剧院、海滨小镇伊斯特本,以及1867年的俄国之旅,追溯了卡罗尔写作生涯之中的摄影之旅和照片收藏之癖,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丰富的文学家与摄影家的多维形象。 《摄影漫记》,[英]琳赛·史密斯著,黄东黎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0月版,268页,98.00元

《摄影漫记》,[英]琳赛·史密斯著,黄东黎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0月版,268页,98.00元

实际上,这是一部以卡罗尔个人的摄影与图像收藏活动为中心展开的摄影文化史和社会史,作者以一种异常敏锐的关于“关联性”的思维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把早期摄影与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及文化的许多事物连结起来:邮政状况、信件写作、火车路轨的延伸、旅行中的人与事物、儿童表演、戏剧服装、戏剧导演、舞台布景、旧货市场、照片收藏摊位、物理与化学工业、语言障碍治疗、印刷品装订、海边娱乐设施……,最关键的是从摄影引申出来的这些关联性并非仅是一种物质性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一个文人的敏感心灵和极为丰富的感性经验与文化价值,是早期摄影的文化“炫光”的丰富性与微妙性的真实反映。毫无疑问,传统的主流摄影史叙事难以从观念上和表述框架中容纳这样的一部五光十色的摄影文化史和社会史,难以全面揭示源自他个人的敏感个性、跨界才华和实践行为如何使摄影这种新媒介在建构新的文化观念和美学感性潮流方面产生极大的能量。对于这个似乎显得很一般而且容易被忘记的书名《摄影漫记》,作者认为意在表达卡罗尔作为一名十九世纪业余摄影爱好者在地理位置上的移动,以及那些照片从它们的诞生地就开始的迁徙;另外“摄影漫记”这个说法也间接地表达了卡罗尔对他所认识的“运动的图片”的兴趣,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卡罗尔如何看待运用“静态”的照片来记录动态的场景。(11页)可以说,从这个书名中也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是在卡罗尔的影响下,把摄影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性作为一种思维与表达方式。在此之前,琳赛·史密斯还写过一部《聚焦政治:妇女、儿童和十九世纪的摄影》( The Politics of Focus: Women, Childr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The Critical Ima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该书书名中的“聚焦”也是具有多重涵义:从摄影的聚焦到敏锐和“内向”的政治关注,是从十九世纪早期摄影史的众多主题(儿童影像中的服装与身体、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照片和摄影习惯、不同类型的男女摄影师、边缘化的女性业余摄影爱好者、拼贴图像与相册;工人阶级的儿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街头阿拉伯人……)中把研究聚焦于政治性的和批判性的摄影社会史。由此看来,《摄影漫记》也正是作者在摄影与社会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方向上的最新推进和成果。琳塞·史密斯在该书“序言”中一开始就紧扣着与卡罗尔的摄影和照片收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信写作作为切入“关联性”的入口,指出“上千份照片和信件的存在纪录,证明对于卡罗尔来说,摄影与写作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第9页)对于我手头正在进行的图与史研究工作来说,这种关联性的确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接下来作者讲述了该书的研究视野和写作框架中的重要部分:“我的研究范围包含了从卡罗尔带着他的相机去旅行到那些他在旅行中购买的照片,再到在专业工作室里拍摄的照片。如第四章主题是关于1867年卡罗尔的俄国之旅,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旅行之后,卡罗尔的摄影形成了独特的‘戏装’风格。在本书的第五章提到,卡罗尔定期造访英国港市黑斯廷斯(Hastings)附近的矿石别墅(Ore House) 去做语言障碍治疗,在这个过程中,他加强了摄影布景的自然性和他演讲技巧的缺憾之间的微妙联系。书中的第三章集中描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伦敦的戏剧活动,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在摄影时对事物的关注,预示了第六章中所描述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卡罗尔在伊斯特本海边度假胜地发现的一些事物。然而,卡罗尔表面上过着安逸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遵循着教堂按部就班的节奏,而在学院和牛津大学城之外的地方,他无论是亲身的经历还是想象力,都显得尤为精彩。如第二章所描绘的火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充分满足了他对摄影的想象力,就像他在特定地点的经历那样,他对摄影的兴趣点塑造了想象力本身。”(9-10页)在这些关于摄影的“关联性”研究与叙述中,应该思考的是摄影史研究或历史图像学研究可以如何拓展研究视野,在摄影与社会发展、文化观念、政治思潮和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关联性”上深入挖掘有意义的问题意识。琳塞·史密斯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问题意识提示,比如早期摄影与19世纪西方关于儿童的观念史与儿童地位的变化的联系、对照片的消费(采购、交易、收藏、展示等)如何构成一个巨大的“摄影”推动力、以火车为代表的工业技术和旅行文化如何与摄影的快速普及建立了文化心理的同构关系、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精神性因素如何转化为对摄影的宗教般热情和精神上的深刻依恋……。所有这些问题意识都是理想中的“大摄影史”和历史图像学应该接纳和继续开掘的场域。卡罗尔有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爱丽丝·利德尔装扮成“乞丐少女”》(1858 年),照片上这位名叫爱丽丝·利德尔的小女孩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女主角爱丽丝的现实版,是卡罗尔心目中的缪斯。这种关于儿童与缪斯的无限遐想也可以成为引领图史研究的“炫光”。由莫里斯·华莱士(M.O.Wallace)和肖恩·史密斯(S.M.Smith)共同主编的《图像与进步:早期摄影与非裔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 Pictures and Progress:Early Photography and the Making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是一部主题比较独特的摄影史论文集,八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讨论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杰出的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何理解摄影对种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力,强调了摄影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非裔美国人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分析他们如何既要反对广泛流传的种族主义视觉形象,又试图将自我表象作为一种赋权手段,试图理解非洲裔美国人赋予摄影的许多不同含义,以及摄影对种族化思维的各种影响。作者们从各种批判性实践的角度重新关注早期非裔美国摄影家的摄影与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联系,研究他们如何运用这种新的媒介寻求社会及政治的正义。 很显然,无论在美国摄影史还是非裔美国人社会史的研究中,早期摄影在历史上对非裔美国人的政治身份、文化建构和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都被严重低估了。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图史互证”其实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极为丰富的议题矿藏,只要不满足于近乎固化的文献文本与图像文本的微观互证方法,真正把图像和视觉文化看作是人类的社会生存与文化建构中的基本元素,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价值将会以或许是意想不到的问题意识在最为复杂和细微的历史肌理中呈现出来。就如有美国评论者对这部论文集的评价所讲的,《图像与进步》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共同揭示了身体感觉对于非裔美国人的体验至关重要”。(Paul Yandle,《北卡罗来纳州历史学家协会杂志》)在史密森尼博物馆的非裔美国人博物馆展出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肖像画,非裔美国人摄影学者黛博拉·威利斯(Deborah Willis)认为道格拉斯相信新兴的摄影技术“是种族提升的有力手段,认为照片可以通过传播非裔美国人的的图像来挑战遍布美国的黑人种族主义漫画。两位编者在“导言”中指出:“早期摄影与19世纪美国社会和物质关系的某些重要转变有关,这并非巧合。战争、解放、机械化、扩张主义和上世纪末移民对美国社会生活和身份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期摄影及其在本世纪的迅速发展。”(p.2)在这里,摄影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被提到新的高度,如果不是对早期摄影与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及其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的话是难以理解的,而这正是这部文集的作者们关注和论述的核心。“导言”接着列举了一些摄影与观念和社会变化关系的现象,例如摄影有助于推动种族观念和身份认同的重新调整和建构,视觉图像对于美国内战是“一场白人战争”的错误观点的有力反驳,黑人摄影照片在他们的亲属和社区中的流传,在摄影工作室中拍摄的黑人肖像照片所记录的关于解放和自由的梦想,风景照片打破了边疆平原无人居住的的神话……,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摄影在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家中日益具有魔力和前瞻性的力量。(同上)文集所讨论的核心人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索杰娜·特鲁斯(Shojourner Truth)、艾达·B·威尔斯(Ida B. Wells)、保罗·劳伦斯·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和W·E·B·杜·布瓦斯(W. E. B. Du Bois)都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非裔废奴主义、反种族主义或女权主义者,他(她)们的观念、社会活动和历史地位在学界早已受到重视和研究,但是对于他(她)们与摄影图像的关系则很少关注,本论文集的作者认为他(她)们都是视为重要的创新摄影理论家和实践者。我查阅了一下,在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的大部头《世界摄影史》( 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 , 3rd Edition,Abbeville Press, 1997 )中, 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第二章“肖像摄影”中被提到一句,谈的是1847年由佚名摄影师为这位“未来废奴主义领袖”拍摄的肖像照片和普通人的肖像照一样,直率而缺乏技巧。(p.48)如果说在专业的摄影通史叙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像玛丽·沃纳·玛利亚(Mary Warner Marien)的《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年-1900年的文化史》( Photography and Its Critics: A Cultural History,1839-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郝红尉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这样的以十九世纪思潮、社会文化运动、身份与自由等议题与摄影关系的专题论著也完全没有提及他(她)们,可以说反映出这是一个学术视野中的盲区。在这里也可以认识到该论文集在议题上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上的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跨学科的和填补空白的。这部论文集还收入了四篇比较简短的作品解释性文章,突出分析了几位早期非洲裔美国摄影师的作品,共同揭示了早期非裔美国人摄影的广泛实践以及摄影对种族化思维的影响。在上述这幅摄影史研究的巨大拼图面前,可以说“图史”研究景观已然动人心魄,引人遐思。虽然不能过于夸张地把“上帝啊,一切都在细节中”(Le bon Dieu est dans le detail.)挪用过来,说“上帝啊,一切都在图像之中”,但那种感觉却有几分是真实的——上帝啊,“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库尔特·塔科尔斯基)。

李公明︱一周书记:摄影叙事中的……历史肌理与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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