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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小说提供不了解困方法,只能算一种精神抚慰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进入写作状态时,是青灯古佛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写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蔡东:灵感哪会主动降临,只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阅读、思考、艰难写出第一句话,沉浸得足够深,灵感或许会出现,说到底,要自己寻访和辨认。生活中也有突然受到触发、灵光闪过的一刻,但这种时刻不多,在玩乐休闲中获取灵感只是美好愿望,写作更多的是枯燥和寂寞。整个人进入写作状态时,是青灯古佛的感觉,孤寂而专注,心里也很安静。

羊城晚报:为什么将这本小说取名为《星辰书》?

蔡东:取名为《星辰书》是想做主题小说集,“星辰”算是提炼出来的总体意象,收录的八篇小说都与“微光与深情”相关,这样不会有拼盘杂烩的感觉。

羊城晚报:《来访者》涉及不少心理学知识,您写其他不同角色也涉及相关职业的专业知识。您是怎样做这方面知识储备,又是如何运用的?

蔡东:做功课,下笨功夫,是写作者的基本素养。小说毕竟有肉身,要落地。小说写飘了,可能是因为材料不够,又缺少准确的细节。作家的幻想精神很重要,但那不是万能的。写作者要自觉地进行知识储备,不然一直往外输出,很快就没东西了。储备一方面要看杂书,多吸收,多积蓄,另一方面,是书斋外的功夫,接触人,感受多样化的生活。但在某一个领域真正做到精通是很难的,非一日之功,有时候只是写作需要,大致笼统地了解而已。如何在写作中运用呢?当然需要转化和处理,以小说的方式来输出,化在小说里,而不是机械的拼贴和镶嵌。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写得很节制,留白很多。像《伶仃》一文,明确交代的情节只是完整故事的冰山一角,辅之以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直到结尾也没有交代徐季离开的原因。这种留白的处理方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蔡东:让小说有余味,不被表层的故事拘束住,故事下面能伸展出更大的空间。

纾解、疗愈、自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在您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精神状态或心理上有不同问题,但最终多与自我达成和解,结局积极正面。这是否体现着您的文学观?

蔡东:年轻的时候写过很绝望的小说,那会儿追求“力道”嘛,觉得挺酷的,挺厉害的。年龄渐长,人和小说一起变宽厚了,明朗一些了,倒不是说自己境界特别高,不宽厚,难受的还是自己。人不管落脚在哪里,乡村也好,城市也好,精神上都会产生痛苦,纾解、疗愈、自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结尾几乎都与自己达成了和解,也可以理解为,您给有着相同困扰的读者提供了治愈与解困方法。这在现实生活中,多大程度上能实现?

蔡东:小说提供不了解困方法,只能算一种精神抚摸和宽慰。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书写了很多女性,比如《她》中的文汝静,还有《伶仃》中的卫巧蓉,《天元》中的陈飞白,等等。您想表达一种怎样的女性意识?

蔡东:我热爱女性,很小的时候就关注到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普遍的牺牲和压抑。总体上说,我想表达女性的坚韧、女性的善,在琐碎的事务和突然的苦难面前,她们往往会显露出人类不自私的那一面。

城市文学要积淀,需要自然生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以后有想过尝试吗?

蔡东:暂无写长篇的想法。手边的素材大致可以用中短篇来处理,中短篇就够了。除非积累到一定程度,并且真值得用那么大篇幅,反正不会为了名义上“有长篇”而写。

羊城晚报:同为城市文学写作,请评价一下您的作品相较其他而言有何特质?

蔡东:特质主要在写法上,希望写出有意境的城市小说。废名写小说如唐人写绝句,当然不必太造作太雕琢,但在我的审美体系里,最好的一类小说往往写出了古诗般的意境感。

羊城晚报:如今的城市文学面临什么困境,有何突破方式?

蔡东:写城市,忌浮光掠影,忌陈词滥调,不能总停留在“进城文学”的层面上。困境常有,突破难得,急也没用,需要长期的积淀,需要给文学自然生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作家应该如何规避城市文学中出现的同质化倾向?

蔡东:确实很难,受限于感受力、思考力和表现力。天才的、里程碑意义的小说和理论文章,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羊城晚报:改革开放40年极大地改变着现实生活。作为深圳作家,有没有想过书写关于深圳或关于广东的人文历史、城市精神和生活气息?有无考虑写那种突出“一城一面”的差异性的城市文学?

蔡东:有这个愿望。这对敏锐度和写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吧。

蔡东:小说提供不了解困方法,只能算一种精神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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