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备资讯

“花开福田”,写给中国文学的一封情书

从左到右:白岩松、蒋子龙、麦家在对谈现场

11月26日,“2020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福田区五洲宾馆举行。麦家获得“年度作家”称号,邓一光、叶兆言、于坚、李修文、孙绍振、蔡东等六人分获年度长篇小说、年度短篇小说、年度诗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学评论、年度新锐文学六大文学门类年度作家(作品)称号。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作为指导单位,羊城晚报社、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主办。

著名作家、国家“ 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蒋子龙(左),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右)为麦家颁奖

奖项代表着品位、引领

白岩松:昨天,在来深圳的飞机上看到深圳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深圳市人才引进将有全新的政策。文化类的人才的评定,将开启全新的篇章。在这里看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居然没有中文系,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是深圳从此要为基础学科,也就是根基性的东西投入更多的关注;第二句话,深圳的文化还缺乏市一级的大奖,我就想到今天的奖项,我希望“花开福田”会成为未来深圳不仅是写给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也是写给世界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

看到昨天的第二句话,我想:奖有什么用?也许从奖的本身来讲没有那么多用,现在的奖太多了,但是设立一个奖,奖所建立起来的标准太重要了。这个标准代表着品位,代表着一种引领。

就像2008年当麦家的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之前有很多人担心争议,谍战小说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吗?但是他获得了,也带给了茅盾文学奖新的品位和新的标准。

有梦想的机会,归功于改革开放

白岩松:2008年,麦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记者采访的时候,您第一反应说:获奖对我来讲是突发事件,12年过去了,现在获奖心情一样吗?

麦家:一样,面对荣誉一样会胆怯,对此会期待也会很快忘掉。每次我都认为应该快速忘掉,期待另外一个奖。

白岩松:说到文学和改革开放,1976年您12岁,是您的第一个本命年,当时有想过自己的梦想吗?

麦家:没有梦想,也可能有梦想,那种梦想是吃饱、穿暖,到县城里看一下,没有想到文学和深圳。

白岩松: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麦家:当时没有心情,只有为身体而活,为摆脱贫穷而活;主要是身体的贫穷,精神基本处于沉睡的状态,等待唤醒。

白岩松:1981年深圳特区建立的时候您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的外公、父亲的处境不好,但您考上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学无线电——很奇妙,从来不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麦家:这是突然发生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和我家人,当时我参加高考,我还是很积极主动地报考了军校,一方面想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一方面也是因为贫穷,因为到军校不需要钱,吃穿住行免掉了,这是我人生转折的机会,也是给我梦想的机会,一切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

《解密》曾经一再地被退稿

白岩松:考上军校有没有一种释然?

麦家:心理层面是解放了,感性层面是永远解放不了,今天也没有解放。因为童年,最脆弱、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被人抛弃了,被人欺凌了,这种伤害不是靠时间,这是一辈子的,也不是靠某一次机会和某一次成功可以解放的,我自己也没有解放,也不期待解放。所以我内心的黑洞只有文学才可以抚平它,只有文学才可以降服它,文学与我的过去相安无事。

白岩松:很多人说,《人生海海》是跟过去和解、跟父亲和解,您是说跟自己和解。

麦家:可能对作家来讲不需要和解。可能有一天想跟自己和解,我会写,我现在就很想写。我没有追求,唯一的追求是降服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平和起来。

白岩松:这是我原本要问您的问题“为什么要写”的答案。为什么写这么多以后还要写?

麦家:心理需要、内心创伤的需要,所以写作有的时候真不是追名逐利的事情,我记得海明威说过,作家最重要的是辛酸的童年的训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接受了最好的训练。

白岩松:您一直执迷于其中。有一个老人遇到您说:文学是您的孩子……

麦家:我觉得这条路走得很坎坷,文学是需要天赋的。我本身就缺乏天赋,我是后天通过这种打压给我制造了能力和机会。我第一个长篇《解密》给我带来很多的名和利,但是当初我写完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退稿,直到2002年历经11年之后才成功了。我认为一方面是我在被退稿的过程当中在成长,作品也在成长,关键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由于改革开放,也成长了,对作品的接受能力也在成长。

白岩松:对题材的宽容度。

麦家: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思想大解放,我不能写这些题材。

“《人生海海》对我来讲是一次转型”

白岩松:其实改革开放还跟您生活紧密相关,不然怎么离开工作岗位到西藏,1997年到成都电视台成为我的同行。一直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也是改革的特点,还是很感谢流动的日子,异乡的日子。

麦家:因为我痴迷文学,在塑造自己的文学经历,我认为作家的精神需要漂泊一些,我七年待了七个地方,从中原到福建到南京到北京,到成都,到拉萨,频繁的迁徙。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我在感受大地,唯一可以忘掉自己过去的就是写作,在写作过程当中粉碎掉。

白岩松:当获奖越来越多,获奖的级别越来越高,会不会使您接下来的写作变得越来越难?

麦家: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我每一次得了奖都提醒自己忘掉。

白岩松:有的人说为读者而写,您有这样的想法吗?

麦家:读者当然很重要,是作家活下去唯一的力量。我很在乎读者,当然我更在意能写出对得起读者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人生海海》,停了三年,写了五年,给自己规定每天不能超过500字,慢慢地写。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生海海》对我来讲是一次转型,不只是题材的转型,甚至也是对自己理解的转型。

白岩松:据说,您高考的时候,其他的分数非常高,语文最低分,是不是语文跟成为一个作家没有太大的关系?

麦家:这是一个常识。语文是教人语言,文学要永远创造的,语言和文学不能相提并论。

白岩松:接下来的创作往哪个方向走?

麦家:说实话,不知道,可能两个月之前问我,我会告诉你,当时写一个作品写了四分之三了,两个月前有一阵子,我处于一个很特殊的时候,我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这种特殊的时期让我停下写作,在停下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写下去,已经把这个作品报废掉了。

白岩松:人们只看到最后留下来的作品,但是看不到报废的作品。

麦家:我有一半的作品报废掉了,文学只有一派,天才派,我认为我不是天才,经常写着写着就报废了。

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

白岩松:说到麦家,说到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古时候叫富春,接近700年前黄公望在富春中心之外——我去过那个地方,不能叫荒山野岭——用了多年的时间画了《富春山居图》。当时的作家、画家,可能也是边缘化的人,在城镇中心的可能是商人、政治家,等等。《富春山居图》又一个名字叫“无用师卷”,因为黄公望送给一个叫“无用”的法师——自己认为无用的东西。但是,600多年后城中的富豪和中心人物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富春山居图》居然成了这个地方最有用的名片。

我总在想:有用和无用是什么关系?今天就看到了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倒推到40年前,1979年有一部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今天我们知道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个重要发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作者蒋子龙在两年前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候,成为100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只有两位作家,一位是离开我们的路遥,另外一位是蒋子龙。

写《乔厂长上任记》是发泄,不然会得病

白岩松: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蒋子龙不是作家,而是机械工厂的工人,所以《乔厂长上任记》在他这里诞生。当时写《乔厂长上任记》的冲动是什么?今天人们说是“改革文学的发端”,您当时想要改革的是什么?

蒋子龙:改革,很多人认为是政治概念、政治口号,其实是文学概念或者是哲学概念,因为被奉为百经之首的《易经》第一要义就是讲变化,就是改革。

我写《乔厂长上任记》,当时是最难的时候,什么叫最难?“文革”期间只求平安,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了,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文革”结束了,心活了,落实政策,我一开始任职是组织副书记,然后车间主任调走了,让我代车间主任,车间很大,将近千人,我几乎天天跟救火一样,人还是这些人,但是人的心思不一样了,人和人的关系不一样了。

当时不知改革为何物,没有改革开放的概念。被监督劳动了十几年,想使劲,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压了很多,所以就想: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做?有人问,怎么抓社会脉搏?社会那么庞杂,脉搏在哪里?我说,我只能抓心跳,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地方,感触最难、感触最激愤、最有激情的时候。

白岩松:当时小说就是您最好的抓手。

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是发泄,不然会得病。那段时间当车间主任“死”过一次,住过一次院。

白岩松:您写这个小说是希望改革,希望跟过去不一样。

蒋子龙:是非变不可,但是变的不一样,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

“看我的眼神,不像怀念旧时代的人”

白岩松:您当时想如果自己当厂长会怎么样,有了这部小说后,如果真把您提拔到厂长就不会写小说了?

蒋子龙: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写小说,如果在作家和厂长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做厂长,如果我主持那个厂子,厂子不会垮。

白岩松:您至今还在耿耿于怀。

蒋子龙:耿耿于怀。

白岩松:即便文学让蒋子龙成为今天的蒋子龙,您仍然觉得当时离开车间和工厂有点难受?

蒋子龙:工厂不是很愿意离开的,是市里下令,是工厂书记顶不住了,我待了几天实在没活干了,新的车间主任调来了。

白岩松: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80年代文学最受欢迎,大家都知道蒋子龙,您怀念那个时候吗?

蒋子龙:不怀念。

白岩松:为什么?

蒋子龙:这个时代变化,就是《易经》讲的,它有它的规律,如果老怀念过去的时代,这个人就完了。你看我的眼神,不像怀念旧时代的人,不然今天羊城晚报绝对不会搭理我。所以,用不着怀念。即使过时我也非常坦然,如果一生有一点过时的东西还不错,就怕连过时都没有。

白岩松:现在的您为什么而写?

蒋子龙:我从来都是为自己而写。我没有什么高的境界,为谁谁谁而写,但是我知道我身后有读者,我不是完全表达自己的,但我最初的写作路径是为了自己,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益的,有很多故事是命中注定的,比如长篇,一个作家有几部长篇,大多是命中注定该有的。

白岩松:当初您没有当成厂长,如果当上厂长就没有《乔厂长上任记》了,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厂长”,比如,华为的任正非“任厂长”,腾讯的马化腾“马厂长”,您怎么看?

蒋子龙:对这两位“厂长”只从网上看过,没有当面接触过的不敢妄加评论,我接触过的当今企业的厂长是很可敬、很艰难的,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这些人。

改革与文学最大的共同点:对人的关注

白岩松: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变化,归根到底关注的是人,这是深圳跟文学最大的共同点。要回归到人身上,文学需要深圳,将来也会像京味、海派一样,深圳成为文学重要的题材的开掘地。另外,深圳也需要文学,更重要的是深圳本身不就是文学吗?1979年-2019年,深圳的GDP增长了1万多倍,全国各地有自己的故乡的人最后都把这里当做故乡,本身就是文学,所以给这座城市未来文学发展加油!

白岩松:从文学家的角度,您在关注深圳的什么?深圳文学要向前走,您的建议是什么?

蒋子龙:我有一个观点,经济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深圳先发展经济,深圳的文学一定会后来居上。因为有一个根据,江浙出进士比较多的地方,都是富裕的地方,所以经济富裕的地方,出学人、出学士、出进士。深圳也是这样,先成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很快文学也会发展。

我关注深圳的经济。因为深圳的经济跟文化融为一体的时候,深圳才是健全的、有前途的、有巨大能量的。我希望深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经济总量创新、科技创新,等等,伴随着与之相衬的,是它的文化和文学的创新。

麦家:文化有时是一个缓慢的生长过程。但在深圳,我倒期待它搞非常大的电影公司、非常大的出版社,这是有的城市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深圳做到了,会带动文化产业,也会促进文学事业。文学首先是从个人出发的,但是有好的出版社、好的电影公司,倒过来也可以反哺文化、文学。

我关注这里的作家,希望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我想知道在特区的城市里,他们在想什么。我特别想去跟蒋老师当邻居,我想感受一下这种前沿城市,有时候有经济上的优势,同时也跟世界上离得很近的地方,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文学就是要找到不一样,不一样才是有活力、有前途的。

项目由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特刊图片除署名外由花地文学榜摄影组提供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璇 胡泉 陈桥生

统筹执行:邓琼 吴小攀 朱绍杰 梁力 孙磊 黄宙辉 周欣怡 易芝娜

版式统筹:报眉设计:杜卉

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吴小攀

报眉设计:杜卉

美编 杜卉 刘苗

校对:李红雨

“花开福田”,写给中国文学的一封情书

免责声明:非本网注明原创的信息,皆为程序自动获取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此页面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给站长发送邮件,并提供相关证明(版权证明、身份证正反面、侵权链接),站长将在收到邮件12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