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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把西方文论当“背景”,发出中国声音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西方强调形而上 我强调指导创作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文学理论可以指导文学创作吗?

孙绍振:我认为文学理论来自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同时对创作和阅读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我和西方文论是不同的。他们强调理论的美学化、哲学化,概念的自洽化,越是形而上越有学术价值。但是,越是形而上学,越是脱离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在西方文论看来,文学理论要指导作家创作,是绝对荒谬的。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主流对这一点几乎是认同的,故全国中文系都坦然声言,不能培养作家。而我则独持异议。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文学创作论》。1985年夏受邀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统讲授,当时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作家。

三十年后,莫言回忆说,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用上了我在课堂上讲的“通感”。他在和王尧的对话中还说,我的主体情志同化生活理论,使他避免了红色小说家写完童年生活后,就不断重复的命运。我觉得几十年来作家们的肯定,就是我对西方文论的有力辩论。

羊城晚报:《文学文本解读学》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孙绍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西方文论学者就宣称,绝大多数理论家遇到具体文本都“一筹莫展”。李欧梵教授在二十一世纪文论大会说,从上世纪中以来,西方文论流派走马灯似地轮换,目的都为了攻打文学文本这个“城堡”,结果是“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西方前卫理论在文本解读方面失败得很惨。

谁说理论与阅读不相容?我用一本《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出质疑。国内主流理论界把西方文化当做圭臬,当做不言而喻的真理,我觉得这是霸权,是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信的丧失,我就不太认可,我要用中国的经典文本来检验、来反思,他们的理论漏洞那么多,我就要挑战,就要发出中国的声音。

理论与创作的交融是我们的宝贵传统

羊城晚报: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求索中,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追求和变化?

孙绍振:我的学术道路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西方古典文论,从黑格尔到康德,主要是哲学、美学基础,特别是康德的审美价值论,还有西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主要是层次化的方法。

第二阶段是回归中国古典文论。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着重概念的演绎不同,从《文心雕龙》开始就是以创作论为基础的。我们的诗话、词话、小说、戏剧评点,其根本就是分析文本质量优劣,品评得失,尤其会参与到创作、修改过程中。

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解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个传统是很宝贵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离开了这一点,一味追随西方繁琐哲学,使得学院派文学理论批评,贫困空洞,缺乏艺术感受。

羊城晚报:《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与文论,在您看来,中国本土文化与文论有哪些特点?

孙绍振:我从中国本土文论找到了新的基础,那就是理论从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中产生,理论要回到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中接受检验和批判。我们接受西方文论,是狼吞虎咽的,没有消化,和中国古典文论根本没有起码的对照。

“零度写作”曾一度很热火,但是,几乎没有人去回顾我国史传的“春秋笔法”,只是记言、记事,褒贬全在实录之中。要发议论,只能在记事记言之后。但是,我们理论家却无视这种传统艺术精华,一味沉入西方文论的所谓叙述学,以为这是唯一的法宝。

文学界风平浪静 缺乏真正的争鸣

羊城晚报:可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您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跟八十年代相比如何?

孙绍振:从学术性来说,当前的文学批评比八十年代要严谨得多,但是,从思想的活跃和艺术分析来说,有许多地方还不如以前。

其原因是,第一,由于西方文论的霸权,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是人家的,剩下的就是用中国文学文本为西方文论作例证,学院派的评论尤其如此,注解的工夫多于学术的洞见。第二,由于缺乏艺术上的真知灼见,盲目的鼓吹太多。诸多所谓研讨会,成为圈子批评,红包批评,灶王爷上天前,吃了主人家的麦芽糖,就讲不出真话来了。第三,文学批评,几乎没有真正艺术的批评。比如说《白鹿原》,现在被奉为经典了,但是,它的语言质量是很差的,至少是不如贾平凹的。第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一种庸俗的风气,有些圈子里的权贵是不能批评的,一触及这些人,文章就发不出。

因而,文学批评界,说它死水一潭太刻薄了,说得好听一点,是风平浪静,缺乏真正的争鸣。

羊城晚报:在小说创作热闹非凡的今天,文学批评后继乏人的呼声却是越来越强烈。有人发出追问“80后为什么出不了文学批评家”,对此您怎么看?

孙绍振:现在大量的博士生、年轻的评论家,缺乏朝气。当年,我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才二十四岁,就敢为文批评巴金的文章“费词”、不精炼,批评钱锺书的散文“炫才”、炫耀学术。

我们的文学教学和学风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硕士、博士,在学期间不是如痴如醉地阅读经典,而是生吞活剥西方文论。绝大多数,并没有读通,就凭着大量的注解毕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过文学阅读那种惊心动魄的幸福,他们并不曾有过把文学当做生命的青春记忆,只是为拿学位而耗费青春,他们的精神生活被太多“洋教条”占据了,这样很难成为有出息的批评家。李欧梵先生说,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评论“无用”,并不意味着不学,还是要学,不过只是把它当做“背景”,不能让它“挂帅”。

孙绍振:把西方文论当“背景”,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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