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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中还要对华为下手?华盛顿早就“生病”了

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助于规制决策者的行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作为被广泛宣传和赞誉的对象,美国最主要的优点和长处之一,就是良好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能够“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从2016年开始,在持续不断的检验面前,人们发现,似乎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这是导致一批病态思维的决策者进入决策核心圈层的关键原因。

疫情之中还要对华为下手?华盛顿早就“生病”了

这种结构病变的主要表现,体现在三个极为典型的个案上:其一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其二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华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三就是对新冠病毒引发疫情的认识和反应。这三个个案中,人们看到的不是理性的反思,不是战略的智慧,更不是人性的光芒;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喋喋不休的甩锅,向外归因,以及寻找替罪羊;看到的是各种慌腔走板的妖魔化和阴谋化解释框架挤压了理性严肃的分析框架;看到的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去进行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精算。

第三出现问题的是作为这种政治生态生长出来的土壤,或者说更加宏观的背景。

熟悉程序正义的都知道“毒树毒果”理论,美国的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群体的精英的思想和认识,也不是从凭空产生的,更不是由陨石带来的,尽管类似福山这样的学者,倾向于让特朗普这个具体的领导人,背起所有问题的锅,其实也是做不到的。2020年的当下发生这种事情,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时,通过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等新自由主义种下的原因,在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梯次生根开花结果的产物。

从深层思维逻辑上说,以美国对华鹰派人物班农为代表,在他们病态的思维逻辑中,他们这些新右翼,是西方文明的最后捍卫者;他们对中国的解读,是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以及种族文化等三个维度展开的,作为土壤的,是西方文化中那些在近代生产模式滋养下的自大,是那种不可言说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

在这种土壤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框架,就是: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限制?因为中国的发展必然是靠作弊的;为什么要限制对华为的芯片出口?因为华为的发展必然是高度依赖西方出口而且极度脆弱的;为什么可以无视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各种经验?因为那必然是源于野蛮生活习惯和无能落后的卫生治理能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作为笑话和被批判对象流传的“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其实无意间揭露的就是在西方精英中践行的相当一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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