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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后10天10夜,火神山医院建成,现场画面看哭了丨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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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将正式投入使用。2400名医护人员从7000余名建设者手中接过了生命的接力棒。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名字。这是中国基建的奇迹,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担当。

在这群人中,有位79岁的老者名叫黄锡璆(qiú)。

63年前,他心怀报国志从印度尼西亚辗转归国;34年前,他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国深耕医疗建筑设计;直到17年前,他才因设计小汤山医院第一次被公众悉知。

如今,79岁的他在疫情中再次写下战书,一笔一画之下,藏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坚实脊梁。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武汉这座有1000多万人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城市正式封城。

全市公共交通停摆,对外交通客运系统暂停运营。喧嚣从街道上散去,消毒水的气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这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也是那天下午,“武汉决定在2月3日前建设一座‘小汤山’,阻击肺炎疫情蔓延”的命令下达,无数人的手机铃声响起,上百辆工程车辆,数千名工人奔赴武汉市蔡甸区的知音湖畔。

他们之中,有做管网的、有打混凝土的、有做路基的、也有做集装箱房的;而在接到通知之前,有人中午才为妻子戴上婚戒,有人陪着生病的女儿,也有人刚刚回到几百公里外的家乡。

此刻返回,所有人只为完成一场“不可能的任务”——在10天之内建成可容纳700-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

这座医院,从决定建设到正式开工不到一天;而从接到命令到决定奔赴前线,许多人只用了不到一个电话的时间;

在他们心中,“多快一分钟,说不定就能多救一个人,这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有此感想的,不止一线的建设者们,还有身处武汉1200公里之外的黄锡璆。2003年,SARS疫情中,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图纸正是出自他手。

他在白纸上写下这样的字句:本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且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本人向党组织表示,随时听从组织召唤,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程。

如今,这封“请战书”将他再次推入大众视野,而他的故事,要从79年前的印度尼西亚讲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这里并非一隅净土。社会动荡,店铺被砸被抢是常事,华人只能艰难求生。百年前“红溪惨案”的阴云时刻在头顶盘旋,他的出生为这个在印尼动乱社会中艰难生存的华侨家庭添了希望与喜悦。

父亲为他取名“锡璆”,在他的名字中,有着平安吉祥,怀瑾握瑜的美好期望。虽已离开祖国,但诗书礼仪,耕读传家的血脉仍在黄家流淌,从幼年记事时开始,大洋彼岸的祖国便常常出现在父母的乡音之中。

他读过“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也在广播与报纸中悉知,家人魂牵梦绕的故里一寸山河一寸血。家与国的情怀,早在男孩的心中深深扎根。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28响礼炮声与欢呼声通过电波传至印尼,黄家人欢呼雀跃。在父母的鼓励之下,他的哥哥、姐姐率先回到祖国。父母希望家中幼子黄锡璆可以留在身边继承家业,然而他早已心有所归。

他说:“国家新生了,年轻人应该回国学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1957年5月,正在读高二的黄锡璆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时机,他与堂姐和堂哥三人踏上轮船“芝万宜”号。

在船上,有人唱起《共青团员之歌》: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当时,印尼政府规定,华侨如要归国,必须放弃印尼国籍,并签字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

辞别父母,这是一条不归路,黄锡璆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当地政府移民局“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在文件上留下了鲜红的手印。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这条古老的航线,郑和率领浩荡船队走过,无数劳工在破木帆船中经过,也有到南洋淘金的番客路过,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骄傲、血泪与希望在印度洋的洋流中汇聚,也在16岁的少年黄锡璆脑海中聚集。

5个日夜的风浪漂泊后,他终于踏上梦中故里的深沉土地,看到了高高悬挂着的那面五星红旗。

1959年夏,参加高考之后,黄锡璆如愿接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那里,他遇到了与梁思成并称“中国建筑四杰”的杨廷宝、刘敦桢、童寯(jùn)教授。在校讯“止于至善”的教导中,黄锡璆开始了自己的建筑生涯。

4年苦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这一待,就是一辈子。“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到艰苦的第一线去”、“要下海游泳”,对黄锡璆而言,这不是口号,字字句句中,都是他日日夜夜的青春。

在那个对归侨与知识分子并不友好的年代,他在车间开机床、在农村种地挑粪,也曾做过装卸工,搬运几十吨重的货物成为他的日常工作......对他而言,那是段苦日子,却也是段珍贵的时光。多年后,回忆起当年,黄锡璆说:

“这些锻炼使我对基层有更多的了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

黄锡璆正式投入医疗建筑研究,要从1984年春天算起。时年43岁的他获得了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的珍贵机会。

不旅行、不游玩,他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放在学业上。

“其实,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不到学位,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怎么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

而在众多同学选择去往美国、新加坡发展时,他从未动摇过回国的信念。“国外再好也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这位曾在印尼生活过16年的归侨,深知祖国的意义。“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2年时间,他修完博士课程,离开比利时前,他将图书馆中的开放资料一一复印,装订成册。俭省下来的留学津贴,也被他悉数换为资料与器械,满怀一腔赤诚,中国第一位专门从事医疗建筑方面研究的海归博士再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期待着大展身手,可等到的,却是无数次闭门羹。

与国外差距巨大的整体医疗水平,远远落后的医疗建筑设计理念让他的设计常常不被采纳,而业主方对于他机械行业设计院的出身也时常提出怀疑。身边的好心人曾劝他别再做医院设计,但他选择用一切能争取到的项目证明自己。

那些年,大城市找不到业务,就到偏远地区找;大项目承接不下来,就做小项目;项目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设想,就一点一点地体现。直到1992年黄锡璆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设计建造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时任副院长选定他的方案,不仅因为先进专业的设计,更出于黄锡璆以设计守护生命的理念。这位设计专家曾说: “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是我搞设计最大的原则。”

在黄锡璆看来,医院空间设计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病人看病是否便捷流畅。那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是生命与观念的战场。科学安排医流、人流、物流,才能顺畅院内交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生病人的紧张情绪,缓解医患关系。

后来,曾有公司以百万年薪向他发出邀请,但他仍旧选择固守在自己的岗位。

大音希声,大爱无形。白衣天使之外,这位建筑设计专家也在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生命。直到2003年设计小汤山医院创造奇迹,黄锡璆的名字,在行业外一直鲜有人知。

2020年,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计划筹建一个新的“小汤山”,时年79岁的黄锡璆再次拿出了当年的施工图,他没想到,这张图纸还会再次发挥作用。

深夜,已至杖朝之年的他,把小汤山医院的设计资料中还可以优化的环节逐一整理,转给武汉的设计团队,而一只永远齐备的行李箱正立在桌前,他做好准备随时出发,一如17年前那场非典时的奉命出征。

那是2002年底,沉浸在春节气氛中的人们尚未探查到灾难的脚步。集会照常,演唱会照办, 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正常进行,5万球迷见证了0:0的历史时刻。

与此同时,一场由冠状病毒导致的瘟疫从广东开始悄悄蔓延。据当时报道,3月6日,北京出现第一例输入性病例;3月10日,有十余名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5天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在此之后,SARS迅速闯入办公楼、学校等公共场所,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北京市的感染人数以每天100人的恐怖速度不断增加,医院床位告急,医务人员不断倒下。

千钧一发之际,当局决定建设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这道命令下达于4月22日晚10点,而规定的开工时间,是第二天拂晓,医院计划在三天三夜内集中建成。“3天时间不现实,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医院不足以在隔离、通风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

传染病床缺乏、医患生活、污水处理、尸体处理都是难以迅速解决的问题,几经沟通,乃至激烈的争吵过后,最终的建设时间被确定为7天。

医院设计的重担被交在了医疗建筑设计师黄锡璆肩上,那一年他62岁。

没坐标、没水、没电、没路,对黄锡璆以及当时的建设者们而言,小汤山的建设,像是一场遭遇战。

30多人的设计团队,7000余名工人在等待着他给出方案。一张纸,一副尺规,眼疾尚未完全康复的黄锡璆在灯下连夜绘出一副草图。“没有第二种方案,我们没有时间了。”

分为三大部分的院区,如鱼骨般依次排布的简易病房,这是一座将容纳1000个病人,1200名医护人员,以及近2000名保障人员的医院,每一笔都是性命所托,每一秒都是心之所系。

小汤山医院或许是黄锡璆设计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战。

需求不断暴露,标准不断提高,设计与施工几乎在同时进行。黄锡璆带领设计团队24小时接力画图,施工现场身边没有桌子,他便蹲在马路边画图纸。

小汤山医院副院长邓传福提起当年:“没有施工图纸,就请设计院的专家到现场边施工边设计,就连ICU病房都是我们在地面上用树枝划出来的。”

7天过后,医院交付使用,曾有外媒预言将会有无数人死在这所用一周时间建起的医院中:“那么多条件优越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都没有挡住疫情,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怎么可能创造奇迹?”

很显然,他低估了中国医护人员,也从不了解,奇迹背后,还有黄锡璆用设计守护国人生命的那句誓言。在与病毒斗争51天后,6月23日清晨,小汤山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删除。当年,这座由黄锡璆设计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共计收治680名病人,最终有672人康复出院。而参与治疗和护理的1383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

如今,火神山医院在上千万网友的日夜关注下,于武汉这座英雄城拔地而起,17年前的建造奇迹再次上演,而小汤山医院曾被寄予的希望也将在荆楚大地上继续延续。

这些天,有外国网友评价:“上帝在7天之内创造了宇宙。我认为上帝就是中国人。”

从设计师到一线施工者,再到始终为大家提供坚实保障的后勤人员,十几天的辛劳,两千多小时的争分夺秒,甚至是打一架,斗一场,为的只是能用那一砖一瓦,跑赢病毒,拯救同胞。

在工程的最后一天,有记者前去采访。

面对镜头,有人凌然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有人为工友和患者祝福“希望大家都健康”;也有很久没有回家的人只是简单的一句“想告诉家里人,自己在武汉很好”;还有志愿走上工作岗位的阿姨“希望医院早日投入使用,自己可以早点回家抱抱才四十多天大的小外孙”......

在离家时,他们写下“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承诺:“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每一句誓言之下,都是万众希望;

每一个奇迹背后,都是中华儿女的无畏担当。屈原曾在《天问》中写:

“蜂蛾命微,力何固?”

疫病无情,冬日冰冷,但从79岁的设计师黄锡璆,到身着白衣、被防护服遮去容貌的无数医护,再到不知姓名的建设者与守护者,每一个人都让我们坚信,寒冬将去,暖春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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