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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 仍存巨大潜力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推动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蔡翼飞表示。

  “城镇化会直接带来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升级。”夏丹说,旧城改造、智慧城市建设将加快;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也会不断扩张;新基建也将进一步提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机遇也会更加明显。夏丹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的调整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空间布局重塑,形成更为合理的区域协调分工。同时,“排头兵”能更多肩负高精尖技术研发应用和产业升级职能,引领智慧城市兴起。

  在徐洪才看来,城镇化率每年继续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农民变成市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会带来水、电、气、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规模扩大和档次升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表示,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一方面,大城市将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病”问题;围绕都市圈、城市群互联互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机会将大量释放;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商业便利化改造也会带来巨大投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补短板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城镇化建设也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出路,对于完成“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有很大促进作用。

  推动农民变市民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至70%的快速发展区间。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如果没有产业强力支撑,城镇化就可能产生‘空城’‘鬼城’。”徐洪才建议,要重点解决好产城融合问题,要通过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镇化质量提升。这就必须加大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素质与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帮助农村劳动力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户。

  徐洪才还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努力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创造便利条件,使产业的集聚效应得到有效释放。

  夏丹告诉记者,当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5%,这意味着城市中许多人没有享受到与户籍绑定的城镇人口权益。因此,要围绕“人的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一是与生存相关的质量问题,包括就业结构、大城市高房价、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二是与户籍相关的质量问题,在放宽落户条件、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同时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服务的供应和匹配度;三是城市建设相关质量问题,如智慧城市的更新与转变、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改革、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提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等。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蔡翼飞建议,当前,一是要进一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尽快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户限制,并逐步取消其他城市落户限制;二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三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维护好进城农村贫困人口的权益,消除其后顾之忧。

  蔡翼飞还表示,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些领域形成了短板弱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要注意解决好城镇建设的投融资机制问题,精准确定投资领域,特别是要确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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