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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岭战斗,打光2万发子弹才歼敌1人,林彪:以后都别打游击战了

《孙子兵法》有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变幻莫测,战机稍纵即逝,为将之道就应该懂得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幻,及时调整作战策略,从而适应战争不断变化的需要。作为一名优秀统帅,不仅需要有要抵制上级错误决定的勇气,更应以果敢的智慧和超凡的远见带领一支军队不断创造胜利的奇迹。而我军当中的林彪元帅,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军事统帅。

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中共中央东北局凭借着当时我军率先抢占沈阳、锦州、四平等大城市的地利,要求固守大城市,以图实现独占东北的计划。

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大军攻破山海关向我军步步进逼和东北民主联军的节节败退,甫一上任的林彪根据战场形势果断向延安总部提出“放弃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去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在没有得到答复前,林总火速下令部队全面撤出沈阳、锦州、四平和本溪等地。

事实证明,林总不惜冒着抗命中央的巨大风险,下令部队全面撤退的决定,为日后我军保留了足够东山再起的资本和实力。当东北民主联军站稳脚跟,并施行了相应的军事组织原则后,我军很快扭转了战场被动挨打的局面,替此后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解放东北初期的初期,我军连战连败,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恪守传统战法。十四年抗战,我军广泛使用的传统战术主要是大革命时期遗留下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同时兼带小规模的攻坚战。当时我军的这些“化整为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法对付日军和“顽军”的清乡扫荡卓有成效,往往使得敌人的“铁拳”宛如打在一团棉花上使不来劲儿,而攻坚战也曾给日伪军带来了不小的消耗。

但值得警醒的是,整个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对敌作战中军事水平得到飞速提升的同时,国军也在战争中越打越强悍。国军部队不仅参加了国内抗日战争,部分国军精锐同时也参加了出国作战。

譬如,清一色美式装备的新一军,就曾在缅甸战场上以不满一千的兵力打得战力凶悍的日军大败,取得了国门之外的仁安羌第一大捷。又比如,廖耀湘的新六军同样也在缅甸的同古地区以一师之力暴打日寇两个师团,被英美等国誉为“世界上最精锐之部队”。

即便是没有踏出国门参加对外作战的第六十军,其实力也不容小觑。这支原本改编自滇军的杂牌部队,抗战中大大小小的著名战役几乎参加了个遍,并给予了日寇重大杀伤,且起义后的六十军更是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在朝鲜战争中打出了赫赫威名。

长期的刺刀见红、英美等国家军事建制的熏染、加持武器装备的迭代更新,国军已由当初见到日寇只会逃命的“怂货”脱胎换骨地完成了兵团化、正规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作战部队的转变,因此战斗力陡然间变得非常强悍。

而反观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尽管游击战、运动战等传统战法被我军运用得炉火纯青,但面对新的战争形势,我军的那套传统战法早已无法适应。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的思维停留在抗战时期,往往认为打东北的国军就跟抗战时打顽军似的,一顿枪炮打过去,一个冲锋压上去,再喊几声“缴枪不杀”就结束了战斗。

此时尚在战法转型当中的我军远远未曾意识到战争态势新旧交替过程中,敌我战术悄然发生的深刻变化,直到和平建国前的最后一仗,伴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惨败,林彪痛定思痛作出了深刻经验总结后,我军抛弃传统战法,才逐渐扭转了东北地区的劣势。

1946年已是抗战胜利的第二个年头了,饱经战火涂炭的中国人民无不满怀期望和平建国,从此踏入共享太平盛世的美好时代。此时的国共双方在美国代表马歇尔的调停下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取得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成功。

据此,延安总部遂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指示认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

解放区甚至出现了这样一首陶醉于“和平”、“民主”的歌曲:

“从解放区到大后方,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和平民主的呼声,汇成斗争的巨浪。和平实现了,民主开始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标志着民主的开端,和平建国纲领的实现,指引着新中国建设的方向……”

然而,在一派歌舞升平,人人憧憬和平建国的背后,蒋介石集团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叫嚣“东北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拒绝与延安谈判东北问题,同时不断借用美国军舰将大批战斗力一流的国军精锐运输到东北内地,其中就包括新一军、新六军和第六十军等头等王牌主力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在蒋介石疯狂增兵的计划下,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兵力由13.4万人猛增至28.5万人。

面对蒋介石集团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延安总部一方面冀希望将东北纳入停战协议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率先已控制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为筹码争取中共在东北地区政治上的一席之地。

但现实的情况远比中央延安总部设想的要严酷得多。早在1945年苏联150万红军摧枯拉朽扫平盘踞在东北各地的关东军后,林总就已经被中央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此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是彭真,我党我军以同为布尔什维克的名义陆续从苏军手中接收了一些大城市,但由于雅尔塔体系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将控制范围内的大城市只能向国府移交,因此,我军在东北获取的资源极其有限。

尤其是蒋介石集团大肆向关外增兵后,我军本就捉襟见肘的物资状况陷入了极度恶劣的处境之中,且彼时进入关外的国军都属国军精锐中的精锐,他们依托纵横密布的东北铁路网,凭借着兵团化、正规化的先进美式武器,从苏军手中接收到了大城市后,又不断挤压我军的战略活动空间。

原地固守意味着等死,丢掉到手的大城市着实令人心疼。但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生存,林总不得不忍痛割爱,主动放弃大城市,从山海关一路撤退到沈阳,又从沈阳一路撤到了哈尔滨,最危急的时刻,就连给林总开车的司机都弃他于不顾慌忙逃命。

林总在边退边跑边给延安总部致电,要求延安和东北局放弃死守大城市换取蒋介石集团承认我党在东北政治地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鉴于形势危急,林总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答复前,命令部队全线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将力量向中小城市和农村转移,以图先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再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在国军精锐大举进攻的情势下,林总的撤退尽管使得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但洪水般的大撤退也使得我军陷入了士气严重低迷的艰难处境,直到秀水河子歼灭战,在林总的亲自指挥下,我军毙敌500多人后,士气低迷的情况略有改观。

然而,几乎与秀水河子歼灭战同时的沙岭战斗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沙岭战斗我军当时要面对的是驻守在沙岭村内的国民党新六军22师66团及师教导营共计2000余人。

我军按照以往传统作战的办法,集中了三个旅和一个炮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来攻打敌人的一个团。按说,以如此绝对优势的兵力去拿下敌人区区一个团,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更何况,进攻的山东部队自渡海进入关外以来,连续休整了数月,此时用这样一支精神饱满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部队去作战,通常来说,问题不大。

可事实是,我军用于直接攻击敌人的5个团,自兵分五路向敌人猛扑过去后,敌人不仅没有被我军歼灭,反倒是我军被这股顽军杀伤2000多人。本该起到火力支援的炮团却大量给我军造成了致命杀伤,据当年参战的老兵就曾回忆:

“我们的炮团数百发都没有命中敌人,自己的阵地倒是被自家的炮兵炸得一塌糊涂,而敌人的炮兵就像是长了眼睛,在我军阵地四处开花,我军伤亡惨重。”

当时我军负责主攻沙岭村西南的28团团长胡润生看到这幕,气得抓起木把电话对炮兵团大吼:“你们的炮弹都打到我们指挥所来了!”

我军在此次战斗中,主攻沙岭村西南角的28团第5营指战员全部牺牲;主攻沙岭村东北角的31团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勉强占领了村东北的高地;进攻沙岭村西南方向马家店的29团2营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仅有负责切断沙岭村与七台子村的32团取得了毙敌数十人的战果,但也付出了32团4连连长肖永华壮烈牺牲的惨重代价。

在此战中,我军炮团作战水平极差,中国权威军史《第四十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就指出:

“山野炮阵地设于沙岭东南,而其他火器亦因阵地不当或太远,根本不能支援主突方向作战,打了不少炮(子)弹,但很少命中,有的甚至打到了自己,使攻击部队失去火力支援。”

不光是炮团操作水平的拙劣,我军前线指战员漏洞百出的指战水平也是导致这场战斗失败的关键所在。

例如,16日,我军担任沙岭村东北主攻的31团的1连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敌人投出的烟雾弹吓得我军战士从前线拼命往后退却,我军连长都压制不住潮水般的溃败,还是31团团长亲自压阵才勉强制止了战场上的大溃退。

17日,32团3营由于事先没有做好侦察工作,当部队推进到沙岭北街时,遇到了铁丝网和鹿砦挡住了去路,就在我军犹豫不决之际,敌人铺天盖地的火力将暴露在他们面前的我军杀得尸积如山,我军两个连打下来只剩下40多人。

18日,四纵四个团向敌人再次发起了猛攻猛打,在敌人精密炮火的轰炸下和火焰喷射器的扫射下,我军苦战两个小时,又是死伤累累。到了当日黄昏时分,当我军发现沙岭守军停止了射击,还一度误以为敌人在我军的威势下吓得夹起尾巴逃命去了,结果我军又是一顿冲锋,收获的却是躺在地上满满的尸体。

到了19日清晨,战斗状况依然没有任何好转。国民党军队两个营从附近的盘山赶来支援时,士气低迷的我军误以为是敌人的两个团赶来了支援,我军指战员下达了全线立刻撤出战斗的命令,最终使得我军前三日的猛攻猛打付诸东流,敌人也趁此逃出了沙岭战场。

沙岭战斗的惨痛教训在东北民主联军内部引发了巨大的震撼。林彪在关于沙岭战斗检讨的电报中指出:

“沙岭之敌为新6军22师之一个团,我直接攻沙岭者为吴克华部五个团,在数十里内策应警戒者还有两个旅。此皆山东部队,过海后数月来在该处休整而未调动者,故有充分休整。但此次战斗结果仍不好,这一次证明了我们过去和现在及今后应采取的作战方针。此次虽然他们集中了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但同时又未将最精锐部队使用在主要方向,这仍表示有轻敌观念,我在此检讨,以后都别打游击战了。”

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也痛心疾首地反思道: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通常是在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巩固的根据地里进行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如今面对的全是美械装备或半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他们一开始便成师成团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战术动作和通讯联络都跟不上突变的战争规模。我们不少同志伤亡于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致使不少人夸大了敌人武器装备的作用,甚至产生畏惧心理”。

也确实如吴克华所说的那样,据原32团参谋长,时任12旅司令部参谋主任的江海老人回忆,他当时在大孤山,没有参加沙岭战斗,但知道部队伤亡很大,他曾经担任过营长的那个威海独立营 (32团3营)一些战士在沙岭战斗后跑回了胶东老家,有的还是排长,可见沙岭战斗失利对这支经历了抗日战争烽火洗礼部队的打击程度。

甚至刚刚上任不久的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就怒斥:

“4纵不提高战术技术打不了胜仗,据作战部门的统计,我军平均发射2万发子弹才消灭一个敌人,这怎么能不受到挫折?”

而事实的真相恰如韩先楚所言,沙岭战斗打响时,战士不断地冲上去又不断地被担架抬下来,在抬下来的那些伤兵中,他们都互相诉说:“攻上去又下来了,‘中央军’打枪可真准。”

沙岭战斗的重大惨痛教训,使得我军上下都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思,所有人都明白,以前游击式、运动式的传统战法已经无法适应东北战场的形势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国民党军队早就不同于抗战时期一个冲锋、一个缴枪不杀就能轻松拿下的乌合之众了。这支国军训练有素、清一色的美式装备,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战力强悍,他们的兵龄往往都在五年以上,再加上东北铁路纵横交错,早已熟稔大兵团作战的国军,即便两地相隔千里,也只消一夜的时间即可赶到,我军要继续使用传统战法中的游击战、运动战与敌人比机动、比腿快,在密布如织的铁路网格面前,等待着我军的,只有被敌人活活碾压的命运,显然,传统的战法是时候该抛弃了。

在痛定思痛意识到东北战场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态势后,林总果决地抛弃了传统战法,并根据东北民主联军的现状,决定优先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善打大兵团作战,凭借优势火力固守大城市等特征,林总制定了“四组一队”、“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等等,扭转了我军在解放东北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为日后的“辽沈战役”大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倘若林彪不顾东北战局的实际情况,死板执行上级固守大城市的作战要求,其势必给我军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届时解放东北更是遥遥无期。

林总的高瞻远瞩既显示了我党我军前方指战员不盲于服从、敢于抗命的实事求是作风,更突显了一代战神豁达果决的全局观念,林总真不愧为千古战神。

沙岭战斗,打光2万发子弹才歼敌1人,林彪:以后都别打游击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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